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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的人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全盘西化派，是现代中国全盘西化主张的始作俑者，这是不恰当的。

郭店儒简《语丛一》有：君臣，朋友其择者也。检查董仲舒的文字，尊君卑臣的意思随处可见，如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但其末流则牵合附会，自惑惑人，以至发展到谶纬之学，从背离原始儒家走向了其反面，对汉代儒学的衰落负有直接责任。[8]余荣根：《儒言治世——儒学治国之术》第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民贵君轻的重心在民，是要君为民着想。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性善情恶，情胜则荒淫也。

 首先，是儒家社会批判精神的遗失。第三，礼乐传统的变异。杜亚泉一段话可代表此一观点：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一篇题为《文化的冲突》的文章中，他反对变相保守的折衷论，有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gation）的主张，但从他前后发表的有关文章看，他并没有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作议论。……[2]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是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理论化，从五四运动后期逐渐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它是由中国现代革命的客观逻辑决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此我不准备多谈。 【注释】[1][2]本杰明·史华慈《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150，158－15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论证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性后,胡适进一步强调了物质文明在整个文明中的重要作用，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批评新文化者在学习、引进西洋文化时其取材，则唯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

关于中西文化之存在差异，这是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承认的事实，但这种差异的实质何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此，他们的认识又大相径庭。它们在同一层面上构成的张力和冲突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契机。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24]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28－2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最后，他得出结论：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他和大批学者最初的整理工作，清算了学术领域中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尤其是冲垮了旧学中的封建家法、师说，开辟了学术的新天地，也使胡适成为对中国现代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电机与电气了。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适 吴宓 中西文化观 。这才是东西文化真正的区别了。

为此课余时间经常进行切磋、研究。[18]（三）、整理国故与少传人文以上所述是胡、吴二人的中西文化的基本观点。

所以，有的人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全盘西化派，是现代中国全盘西化主张的始作俑者，这是不恰当的。（一）、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争议概况及其实质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生活在相同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背景下，因而颇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年龄构成上，除陈独秀、梁启超等个别人物外，他们一般都出生于1890年前后，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五四时期刚好三十岁左右。胡适认为，中西文化是大同小异的，并提出了有限的可能说。他指出：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胡适在观点上是一个坚定的西化派，而体现在他的学术活动中的基本路向，仍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新。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明白古人的意义。

今之弊在假托新名，凡旧者皆斥之，凡新者皆尊之。[12]很明显，胡适的结论就是建筑在机械上面的西方文化优越于建立在人力上面的中国文化。

因此，他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是时代差异，是古今之别。[28]正是这种中国眼光和世界眼光，使吴宓能比较正确地提出具体的主张。

他还潜心于研究比较文学，是我国研究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和开拓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而前者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虽并无不断进化之理，然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他还强调，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新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他举例说现在的欧洲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极力压抑科学，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了不少独立思想的人。（二）、胡适与吴宓的中西文化观点前面我们说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实质可归结为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而中国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由于生活于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他们又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具体地说，他们运思、争论的主要是中西文化之差异比较，新旧文化关系的看待和中国文化出路之选择这三个问题。

而吴宓，其观点上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体现在他学术活动中的基本路向是融化新知，即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的贡献就主要在对西方文化──文学的选择、介绍和宣传上。他还认为：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

1921年他一回国就在东南大学讲授世界文学史和翻译课，把满腔热情倾注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成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从文化发生学观点来看，中西古今文化冲突由来已久，只不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了高潮。

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广大之。对《红楼梦》的研究，推倒了过去索隐派的穿凿附会，开一代新红学之风此三者各自存在，不能抹杀其一。而国人下层反对者有之，入会者也有之，而不少留学海外的学者入教求学，得受欧、美之文化为荣。

鲁迅所看到的主要是传统在现实中变异的积淀，而柳诒徵则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认为现实之病象正是传统文化精神遗失的结果，是孔子之教的不行。在这种局面下，要寻求救治中国的药方就得考虑中西医的结合。

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13]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二者之间曾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中华民族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孔子为学的目的，就在于完善自己的人格。